藏书家言言斋主周越然生前曾珍藏其伯父周小帆(1843—1924)的家书近百通，于“一二八”之役前“寄存妥善之处，不受丝毫损伤”(《六十回忆·言言斋》)，并于1930年选取其中若干，以《大伯父家训》为题，著文刊于《文史》半月刊第一、二两期，可见其珍视的程度。惜这批“短者数千字，长者万余字”的家书，而今已荡然无存，仅留下“选刊”中的片断了。
这批家书所以值得珍惜，是因为真实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的时代风气，实在是极有意义的史料。尤其是出之于一位反对戊戌维新，斥康有为“性本狂妄，功名心又热”，对废八股、设学堂极度反感，以为“皆非朝廷本意”的保守派人士之笔，更使后人深刻地感受到时代之不可逆转。
例如学习外语。齐如山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同治元年建立同文馆一事，云：“馆是成立了，但招不到学生，因为风气未开，无人肯入。大家以为学了洋文，便是降了外国。”(《齐如山回忆录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9月，第28页。)可是这位反对西学，庆幸于变法失败，言及“今诸事复旧，考试仍用四书文，均已明奉谕旨。从此当各理旧业，以图进取”的小帆先生，却致函其侄云：“英、法两国之语言文字，亦当今急务，有志者宜兼习也。”不仅如此，而且还谆谆教导学习之法，云：“凡习英文者，先贵辨音，次学拼法”等等。其实他于外语并不懂得，认为“缘西国字母本于罗马，西人口音各国虽有不同，而字母则止有此数。若学者得其门径，止要将字母之本音辨正，则拼法已定，而各国之语言文字不难全行通晓矣。”并在信中一再说：“各国同此字母，熟习之即可类推”，因此“识字与拼字法，实为读洋文要诀”。四十年之后周越然先生下一按语曰：“奇论。”但由此可见，尽管周小帆于外语一窍不通，对康梁痛恨，社会风气未开，却又以为学习外语是“当今急务”，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趋势。
尤可注意的，是家书中的一段“训示”。这段训示在一封谈科举的信中：“但愿侄于课徒之暇，多读书，多阅报章，多拟闱题，随文期自课。……至于应读之新书，实属太多。……如亲友中有购得者，可于借阅时，将紧要事实，分类手录一册，以备检查，否则选其极新者购置数部。凡政治、法律、外交，与工农商业制造，天算舆地，声光化电，及练兵警备等西法，皆当逐要录存。内惟声光化电，试官亦未尝考究，故试题每不及此，尚可置为缓图。”显然，这里所谈的“多阅报章”，应读新书，注意政法、外交等等“西法”，皆是为了应试，为了告诫侄辈力争中举而发。然从中透露了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观念已成为晚清若干试官的共识，作为排斥西学的小帆，也不得不违其本意而要侄辈“逐要录存”那些他所不赞成的“西法”。
此外，在另一封谈“作文与写信”的家书中，提到了小说：“作文与写信，名虽异而实同。汝由读书不多，读书时亦不肯用心，故一经动笔，即有格格不妥之病。为今之计，须择浅而易晓之书，随时翻看；即闲书中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荡寇志》、《聊斋》，皆能开人心思，教人用笔。”尽管信中仍将《三国演义》等小说目为“闲书”，但却认为“能开人心思，教人用笔”，用笔之示，本是此信宗旨，然无意中说出“能开人心思”五字，正微妙地暴露了他对小说作用的无可抵御的认同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：高揭小说以开民智的第一个倡导者，恰恰正是作者竭力否定的梁启超。如此看来，时代之不可逆转，这些家书实在是极有意义的实证。
可惜这些家书仅存片断。细绎这些片断，还有不少宝贵的章节。如言及庚子事变，信中如实地记载了“搜杀教民”，焚毁城楼，“城内精华之所，尽付灰烬”的情景。也如实地记述了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劫掠：“每次进门，内外细查，无物不动。……除木器外，凡稍值钱之物，大半为随来之人窃去；虽非一空如洗，然亦相去不远。”此外还有强使国人服役：“顺治门外，北自城根起，至菜市口北，西自西便门起，至海岱门西，皆德国地面。居民上街，常被拿去，令做苦活。”这些细节，均非一般史书所有，辅之读史，得益匪浅。因此，作为史料，亦当珍惜。
噫，斯人已逝，家书已毁，幸周越然之遗文犹在。倘能将其《大伯父家训》编入有关文集，勿使湮没，或将嘉惠于后世。
